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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思草堂文集5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03-09  阅读次数:   次

走出心灵的误区

关麟英

                      

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这个良好的势头不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剂,也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在另一方面,在资本和物质快速积累的同时,纯粹物质主义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滋生、壮大。人们看到权力和金钱的作用,至使权和钱成了人们奋力追求的目标。纯粹物质主义无孔不入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人们在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战斗中,忽略了对生命的关注。没有意识到人生短暂、脆弱。生命有时候会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便悄然而逝。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有道。”“复问:人命在几间?”另一沙门对曰:“在饭食间。“佛言:去子未能有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可谓道者矣。”(佛说《四十二章经》)。而人们还在那里毫无顾忌地、全然不知地做着自我摧残的事。如果没有无休止的欲望和由此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人们的身心要健康得多。虽然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注意有关生命和身心健康的问题,但在很多时候,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保护生命的途中又走错了方向。为了延长青春和寿命挖空心思地在寻找各种方法和秘方。就像秦始皇派人去为他寻找长生不老药一样。当今还没有听说减了肥或做了整容手术后他心理上的一大堆难题就随之而获得 解决;没有听到过有人服用保健品和保健药之后心里的烦恼就自动消除了。一个体育运动员不见得必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这些向外求得解决生命和心理问题的做法是靠不住的。有时候可能还是徒劳的。我们并不否定以上保健方法会给人们肉体带来某些好处,但就解决给人们心理带来伤害的那些因素而言,单纯地改造外部世界或我们这个无常的肉体,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预期的效果。即使通过各种外在的手段使人类平均能活二百岁,但却抹不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怨恨、痴愚、贪婪、杀人、抢劫、欺诈、造假、贪污腐败,发动战争等等负面心理的阴影。如果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损害了我们的身心,我们将无法摆脱烦恼和痛苦的纠緾。我们的“心”也不可能从对外物执著的牢狱中解救出来。当我们对自己糟糕的身体和感到压抑的心理不满意时,首先要找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认真地、不是盲目地、感情用事地或者是道听途说地去选择切实可行的、适合自身情况的对治办法。我们必须承认,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的“心”有很多层面,它的每一个层面每时每刻毫不停歇地在制造各式各样的念头。前面的念头刚刚过去,后面的接着又来,就像电影胶片一样连续不断。把它那点能量都毫不吝啬地向外输送投射出去。由于自己的“心”抵御不住外物的诱惑,颠倒迷离,恣情纵欲,使身心疲惫不堪,我们不能为了养家糊口而把生命做为赌注。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下一代,我们是否更应该关心一下生命。飘乎不定的“心”就像西藏上师说的那样,它如同风口的灯火,随时都会有被吹灭的危险。我们要把“心”的不同层面通过“修心”把他们调整到安然、清明的层面上来,减少混乱的情绪,以缓解多年积累的心理压力。“修心”是藏传佛教修持的主要行法。如果我们决定采用这个行法,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这里所指的“心”是什么。现代医学对人机体的研究成果显著。而对我们的“心”却知之甚少。除了心理学家对其探讨之外,很少有人去关注它。现代科学很不情愿地承认人类肉体之外还有“心”的存在。这与他们所从事的对物质的研究风马牛不相及。虽然有些心理学家也对人思维和意识来自何处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探索,得到的却是“虚果而无征。”只能继续维持人的意识来自大脑的概念。不会有人怀疑大脑属物质存在这个事实。它和人的肉体乃至宇宙万物一样,由各种元素构成。“万物因缘而生,因缘而灭”(释迦牟尼语)。由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只能称之为各种元素构成的各种零件的组装体。它只有“特性”而没有“自性”,是属无常。(发生、成长壮大、消亡)。只有“心识”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一切信息指令都从它那里产生。由大脑去传达。大脑实际上是具备多种功能的司令部。“心识”是司令。我们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是我们自己。例如“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腿”“我的心脏”“我的胃”等等。这个“我的”所指的“我”,它就是“心识”。佛教称“神识”。基督教称“灵魂”。它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心识”使用的工具。当身体完好无恙时,“心识”通过它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旦身体不堪使用时,“心识”便离它而去,在轮廻的旅途中寻找新的出路。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身边的同事或朋友去世了,我们总是向××同志遗体告别,而不是向××同志告别。我们向××同志遗弃的肉体告别,显然是告别错了对象。按照佛教观点来讲,我们应该祝××同志在另一个世界里走好。“心”的存在,并不是指促使血液循环的心脏,也不属心理学的范畴。“心”像天空一样,我们找不到它的中心,找不到它的边界。它清澈、透明、纯净。我们说“心”的存在,却看不见、摸不着。如果说“心”不存在,它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它会制造一大堆念头,它善于策划,喜欢操纵和控制别人。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处在这个层面的“心”是一个涣散的“心”,变幻不定的、有时还会是一个残酷的“心”。同时,它又具有十分强烈的贯有思维能力,还受着习气的熏染。在这一点上,它又是异手寻常的顽固和稳定。没完没了地攀缘外物,向外求索。向外投射能量是它的本能。这种状态使它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它已经被贪、瞋、痴、慢、妒污染得不能自拔。就目前人们所处的心态,如果说要放一放对外物的追求,对他们讲述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关心生命反而被视为是在浪费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应该认识到从负面心理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我们繁忙的现实生活中应该给它一席之地。前面提到藏传佛教的“修心”行法,就是简便易行,直指人“心”,见效快的修习方式。这个修法主要是以修复心理创伤为主,同时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从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我们不可能修到多么高的境界,但起码能使我们改变对人生的态度,减少“我执”、减少痛苦和压力。使我们不再用对物质和金钱的占有多少来衡量人生的价值,你会用所占有痛苦和烦恼的多少来评判生活质量。这并不是要放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不想再被纯粹物质主义“魔罗”(註1)的毒汁所害。只有佛法才有能力帮助我们摆脱“魔罗”的控制。

许多人认为佛教是古老的、过时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甚至把佛教与腐朽迷信联系在一起。对佛教的误解源於对佛教知识的缺乏。在“佛说四十二章经”里佛祖指出:人有二十难。其中有得睹佛经、生值佛世难的句子。释迦牟尼对宇宙万物本质的认知以及他提出的“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还有佛教理论之总要“四法印”注2等论点,并依此根据不同众生的不同觉悟程度设计八万四千方便法门用以救渡众生离苦得乐之需要。这是颠扑不灭的、永恒的真理,至今没有谁能超越和推翻他的论点。这是最直接了当地对宇宙万物运转规律的阐述。它揭示了隐蔽在外象之后的万物生灭无穷尽的自然法则。佛祖在这里并没具体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怎样做。他只是提醒我们万物都逃不过“成”“住”“坏”“空”过程的真实性。而且,万物生灭的规律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运行着。宇宙中没有哪个事物能超越时间概念。它们都在一定的时间内因缘具足而生,在一定的时间内成长、壮大,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缘尽而走向灭亡。万物皆无常在这里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实。佛教认为宇宙间没有什么创造万物的造物主。如果真有一个造物主,那这个造物主自己也必然存在于时间的概念中,万物无常,他在永不停歇的造物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它也处于不确定和不可靠的状态中。它也无可回避地遵循着时间定律。因而,这里没有假如。在我们身边万物无常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就连贫穷和富有这两者之间也在相互转换,随着时间的推移,穷人变成富人,富人又变成穷人。这个转换永无休止。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是无法满足的。由欲望不能实现而带来的痛苦和烦恼则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平时所热心追逐的外物,从本质上看是执著不了的。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了解了无常,我们对外物的看法便发生了改变。对它们的攀缘和追求会相应地减少。对于得到或者失去,对成功或失败,对顺境或逆境,就不会像以往那么在意。实际上,人们对顺境往往处于懈怠状态之中,对其视而不见,认为理所当然,但对逆境却异乎寻常的敏感。这是人类潜意识中自我保护的天性。不在意就是自在,自在就是解脱。世尊释迦牟尼指出:世上没有一个事物能够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在因缘具足合成事物的过程中,每个单一元素也同时改变了它原来的性质。这个改变是由细微到整体。有时我们可以察觉到这种变化,有时这种改变是在悄然不知地发生着。人的生死是最常见,最直观的改变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永远不死。十八世纪欧洲有人想发明一部“永动机”,这个想法不错,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万物无常这个永恒的法则而宣告失败。当一次地震或海啸过后,我们却无法阻止它们不再发生,只能等待它们再次光顾。我们平时看不到无常就在我们身边,有时还是熟视无睹,我们则十分情愿地请欲望的“魔罗”常住“心”中。它随时放出各种欲望的“美味”毒素,如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贪婪、狂妄自大、盲目怀疑、丧失理智、欺诈、心智昏沉、名誉、甚至美貌,(迷倒贪官最有力的武器)等,这些毒汁浸润到了社会各个层次,各个角落。清醒和常理、公正、平等已无从谈起。当我们对民主、平等、自由的实质意义不了解时,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时,可能会成为一种由盲目欲望而采取的盲目行动。为一已之利或团伙之利,盲目的行动使得社会动荡,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盲目欲望和盲目行为,又往往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最终,失望将是他们唯一的收获。如果从欲望本身来看,它必须是有一个或几个相对事物做为对象。它不会凭空出现。有了对象,就有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是痛苦和烦恼的潜因。“魔罗”的毒汁无所不在,它是人类与其相互依存的因缘。

释迦牟尼佛在讲述“四圣谛”时开示道:

“凡是不知何为苦,不知何为有苦,也不知道可以消灭苦,更不知道消灭苦的方法的人们,他们的心尚未解脱,他们的智慧尚未超脱。”

“世间有种种苦,皆基于生存的因缘而发起,事实上,愚者不知生存的因缘反而制造生存的因缘,于是只好反复受苦。”

“无明即痴,即不知善恶报应。不知圣谛之道,不知因缘。”

“大凡苦恼的产生,皆缘于内因。即潜在的形成力量而起。知道苦因潜在的因缘而起的道理之后,能进而铲除潜在的形成力量,止息欲望,那么苦就将消灭。”

“大凡苦的产生,皆缘于心识而起。如果消灭了偏识作用,那苦就不可能再生。”

“每次与衰亡变化的虚妄事物接触,都应认清它们衰亡的实质。只有这样认识,才能知道它们的本质。并远离对它们的执著,而归于静逸。”

“知晓苦缘于行为而起的道理,并舍弃一切不自然的行为,于没有造作的无事即贵人的状态而超脱。”

“凡苦之所以产生,皆缘于食物而起。没有各种秽食,苦也将不再生。苦缘于食物的道理,并熟知一切食物,不依靠于一切食物。”

“看那,世人把非我之物主观臆断为自我,本我。而执著于物的名称,形态等个体存在及表象,并自认为,只有这才是真理。”

“某物无论怎样去思考,判断,该物总会变成另一种物。由此可见,愚者的想是虚妄的。因为凡消失变幻之物皆虚妄。”

“因为消除了执著,而能正知,并熟知生之消亡之现象,不再为迷生而惑。”

“心安则不虚妄。”

“宥于生存的欲望之中,随着生存的浊流而进,为邪恶所侵蚀而不知的人们,确实是难以悟透真理的。”

“超越对自己的见解的执著,并非轻易之举。正因为如此,世人总是常处于偏执之中,排斥了一念,又执著于另一念。”

“荡除了邪恶的人,无论身在何处,就不会对生存抱有先入为主,不会存在偏见。荡除了邪恶的人,也同时荡除了傲慢,并已然超脱。”释迦牟尼的这些话,并非是要我们放弃目前的工作,生活和正当的追求,不是逃离人世,而是要我们更好地融入世间。当我们的“心”处在清明和安祥的状态时,我们将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做好和完成我们肩负的责任,不论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因而,佛祖强调:“苦行不能获得终究的解脱,身心劳顿,怎么能领悟真理呢?修行者应该不偏不倚,取中道而行,才是无上的明智。”他又说::“人身难得,苦修不是正道。”“我悟到解脱这等大事,并不能靠肉体的受苦而得到。根本的烦恼,是因为人的”“心”不净而生。”佛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修行不是自残、自毁。如果是这样,谁还去修行。释迦牟尼成道之前,在苦修林中所见的那些愚蠢的苦修者以自身肉体受非人之刑,以求得来世的安乐。这不但不能消除贪欲,也与解脱生死无关。这是对苦的执著,以苦造苦。将永不得解脱。对现代人的修行而言,光有适合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够的。真正缺乏的是修习者的内因和够条件的、够资格的传法上师以及功德具足的善知识。当前进入我们视线的那些佛教界的法师、大法师,他们受信徒的供养和崇敬。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一堆人前呼后拥。他们坐着豪华汽车、飞机的头等舱。咀里吃着细软,住五星级酒店。有足够的钱周游列国。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偶尔也做一点救災的善事。一出手就××万元人民币。这时,人们就不由得想到往昔佛祖的生活。他肯定没那么风光,肯定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佛祖说法四十余年,在佛经里找不到他说法收费的记载。佛经中却多处提到释迦牟尼带领弟子在城中乞食的情景。《金刚经》开首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佛祖赤足持钵在城中大街上乞食的身影早已被佛门中的一些人和某些法师、大法师们遗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并不只注重修行的外在形式,修行的真正危机主要出在修行者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当中有几个能以佛祖为榜样,过着真正的修行生活。甚至有时竟能把佛法传歪。前些年,我在某地一座“居士林”参加活动,听林长讲解“无量寿经”。那天讲解的是“受用具足第十九”。林长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树之间掛着彩色电视机比你家的大得多。在那里,你如果想和弥勒佛聊天,只要说一声,我想和你说会儿话,弥勒佛就会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你家的房子再大,也赶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房子大,而且想装修成什么样,只要一想就按你的设计装修好了。你们还不赶快看破、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又说:“爷爷(指林长自己)出家了,有时候小孙子来看我,可待不了二分钟就要走。他(指林长的小孙子)对我无情,我就对他不义!所以,你们(指听课的居士们)不要太看重你们的孩子。”中午吃饭时,林长问我:“是跟我一起吃,还是随大灶吃?”我说:“还是随大灶吃好一些。这样可以和居士们多交流一会儿。”林长开的是小灶。林长退休后(原职为中学教师)又找了一份有人供养的舒适工作,而且还拿着退休费。有一次,我在甘肃某山某庙很有礼貌地上前与一位出家人打招呼:“师父法号怎么称呼?”回答是“告诉你也没用!”又有一次在安徽径县某庙去看一看庙的建筑风格和佛像的造型特点。没上香,没拜佛。临走时,主持问:“施主有什么事要办吗?”我想,办事花钱倒无关紧要,只是不知道有何事需要他来办。把寺庙当成了世间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谁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有不少地方把寺庙当成旅游景点,成了摇钱树。

人们对佛教的误解以及在对佛教的信奉中处于误区的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认为佛教是古老的、腐朽的、不现代、不民主、搞偶像崇拜,甚至与封建迷信联系起来。认为和尚、居士是因为生活受到挫折或消极厌世而步入空门。历史上的确有不少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些皇帝对佛法领悟很深。皇帝的信奉,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汉代,有汉明帝夜梦金人。于是遣人求佛。这是东汉永平年间的事。汉衰帝时,就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录。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与中亚交往频繁,西域商人由此带来大量佛经,(当时西域在伊斯兰教之前信奉佛教)。同时大月氏国派使者来汉地传播佛教。自此,佛教在中国便广为流传。这与当时皇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也并不等于说佛教是帝制的产物。在唐末五代之后,佛的智慧逐渐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并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虽然如此,在人们的心中对佛教的误解仍未消除,因为大部分人仍无缘于佛法,信佛者仍处于少数。就是在信徒当中也不一定正知、正信。佛不是庙里供奉的佛像,如果把用木头、金属等材料塑造的佛像当真佛,那就大错特错了。佛的出现并不是来专门为人们办私事的。佛是智慧和慈悲的象征。是无染的光明心,是具足福德资粮,断除烦恼障和知识障的光辉榜样。看到佛像就应该去掉私心杂念,想到佛的教导,按佛法指出的道路去改造自己,完善自己。佛说::“人生的苦乐都由因缘而起,缘起而得乐,亦可得苦,缘去,苦乐亦去。何须执著于此。”“世上万物皆因缘生,皆因缘起。缘在则万物在,缘去则万物灭,这足可证明世上无神,敬有何用,众人要靠自救,佛只是指明途径。”释迦牟尼在多个场合开导弟子说,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脱离烦恼,达到光明的彼岸。他指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佛无法直接洗掉人们的罪恶,也无法用手抹去人们的痛苦,自己的觉悟也是无法移植给别人的。佛只是教给人们自救自脱的方法。”因而,佛不是上帝,不是造物主,也不是救世主。佛没有主宰万物的特性,更不是独裁者。他视众生为父母。他不负有将善人送入天堂的责任;没有把恶人打入地獄的义务。佛法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慈悲、善良、智慧的光明心。这种光明心被称之为“心性”,也就是“佛心”。我们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我们虚妄、颠倒的错觉。对外物产生贪爱,执著使“心”浑浊不清、失去理智和良知所至。这不能怪任何人,是我们自己把我们那颗原本光明无垢的“心”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一旦我们的内因(自身生存条件,良好的善根,慧根)和外因(遇具足条件的善知识和上师开导,听闻佛法,修佛道)相对具备,通过修习,就能摆脱“魔罗”的魔爪。获得光明的境界。对一般人来讲,只要能承认和接受佛陀的教法并以此去修行,是不是佛教徒都无关紧要,都可以与佛同道。佛祖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你是自己的主宰”。每个人都具有“佛心”,它在本质上与佛无异。不同的是佛是觉者,人则受五蕴蒙蔽不能觉悟。虽如此,人与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佛陀的教法属于全人类。它不受地域,文化、经济、政治乃至种族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教义充分肯定了每个人的基本人权,是民主、仁爱、平等的教法。人类历史上有宗教产生以来,没有记载说佛教徒发动过战争,烧燬过异教徒的寺庙。绑架人质索要赎金。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位于阿富汗境内)在“塔利班”几发炮弹打击下便轰然倒塌。基督教盛行的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他们的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一手抚摸“圣经”,在激昂地发表就职演说,就在这之后,却干着到处发动战争,干涉别国内政的事。他们的科学家在夜以继日地研发和制造着超大规模杀人武器。这时,不知上帝哪儿去了?他在干什么?他可能正在忙着制造不同种族的臣民,让他们相互残杀。是我们自己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与基督教联系起来了。基督教也贴了现代,民主的标签。人们只要把金钱和物质当做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公正、公平、民主可言。崇洋媚外心理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人们的心中已根深蒂固了。这是典型的后殖民地意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不是佛的主张。

佛陀在很多场合都再三强调他不是神。他不主张神权。原始人类对自然超级现象的不解和恐惧,使他们认为自然界是被一个强大的东西控制着。是它制造和控制着超级自然现象。这个强大的东西则成为人类迷信和崇拜的对象,这个东西就是“神”。人类认为只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它的崇敬,它就有可能出面保护人类。这种对“神灵”偶像化的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趋完善。“神灵”特征也固定化了。模式化的崇拜仪式成了通常祭祈活动的规则。这就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他们抓住了人类对“神灵”的敬畏心理,编出一套有关“神灵”的故事。想方设法证明他们能通神且有请“神灵”为人免灭赐福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由对“神灵”的崇敬和畏惧渐渐转向对“通神者”本身和他们所实施的通神手段上来。在通常的祭祈仪式中,“通神者”往往以“神灵”代表或“神灵”化身的角色出现。人们误认为“通神者”在全部祭祈活动中所施行的手段都是在与“神灵”勾通并与“神灵”联系在一起。这个过程的虔诚进行,是产生消灾得福的唯一因素,这里,人们无法用思想去获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因而,“通神者”在人们的心中便获得很高的地位。似乎供养、崇敬“通神者”就是供养、崇敬“神灵”;得罪“通神者”就等于得罪“神灵”。人类的这种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在宗教信仰中也明显地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没有偶像崇拜,就没有宗教。对佛教的认识亦如此。这种心理一直漫延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在中国,这种偶像崇拜的心理与儒家的忠君思想不约而同地给结合在一起。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企盼有个好皇帝,好领导,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很少甚至不去关心做为人的每个个体人格的存在价值。这至使善良的人们陷入了信仰的误区和信仰的危机之中。最后的利益获得者只能是属于会抓机遇利用人们盲目信崇心理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对佛教的影响较大。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在中国已经中国化了。最突出的是对观世音菩萨的女性化。这是出自中国人对女性温柔慈悲的认同心理。在佛像的塑造过程中也有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加工和改造。但是这些在印度和西藏是严守佛教经典和仪规来塑造佛像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正见·佛陀的证悟》一书中写道:“充满了自称佛教徒的世界,不见得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许多人认为佛陀是佛教的‘神’。甚至在一般认为的佛教国家,如韩国、日本、不丹等,对佛陀和佛教有这种神化的看法。难怪局外人会认为佛教徒就是追隨这位外在的、称为佛陀的人。然而佛陀本人曾说,我们不应该崇拜个人,而应崇拜此人所教导的智慧。”我们不应对佛陀和佛教故弄玄虚。在一些佛事活动中,由于组织者方式方法低劣,只注重形式化的东西,把佛陀和佛教搞得神手其神。甚至宣扬佛能帮人解决一切需求。我们放进“功德箱”里的钱,不能把它当成求佛办事的费用。我们必须看到在“有求必应”的前面还有“大慈大悲”四个字。《大悲咒持诵须知》云:“虽然,众生言苦难时,呼菩萨求救,须思救苦救难之前,有《大慈大悲》四个字。众生徒口菩萨之号,而不能心菩萨之心,则不慈不悲,先不能自救,况欲感菩萨之慈悲,救其苦难,有是理乎?……大悲咒经云:‘唯除不善,不至诚’。则持诵之需善与诚可知。笃哉,唐别驾之言也。曰:‘凡虔奉观音者,其人必深信因果,生平不与恶事为缘,所以恶报可减。’吾恐世人徒知求救苦难而不求诸慈悲心,一有不验,遂曰:‘大士弗予应’。是豈是大士之感应,果虚而无征哉!”如果我们不心佛之心,言佛之言,行佛之行,就不能与佛勾通,就是佛站在面前也感应不到。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指出:“如果我们将布施等善行的园满与否,以物质标准来衡量的话——譬如说除去了多少贪困——那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园满。光是资助一座柬埔寨的孤儿院,都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贪穷是无尽的。穷人的欲求也是无尽的。甚至富人的欲求都是无止境的。事实上,人类的欲望永远不可能满足。但是根据悉达多(註3)的啟示,布施应该以布施者对布施物以及布施者对布施者自己这两个方面的执著程度来评量。一旦你了解自我以及所有的财富都是无常而不具真实性,就不会执著,那就是园满的布施。”(註4)。为个人积德行善的布施是单方面的利已行为。不是正见的善行。是积不了德的。只能说是贪欲。没有私心的利他,随后的回报会在不可思议中发生。貌似做善事,实为一已之利,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因此,建议去掉门头上挂着的那块“积善堂”的牌子,把头上那顶“张善人”“李善人”的帽子摘掉,摘得越早越好。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起因和动机。行正知、正见的善事,做一个有平常心的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承认佛陀“四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教法,不上香,不盖头、不拜佛、同样可以与“佛心”相印。

佛教徒的皈依起因和动机十分重要。不能把皈依当做口头上的事。皈依是视佛为皈依的师父,视佛法为真正的皈依。修行者要模拟成佛的情景。观想于自身面前虚空中有佛,心生欢喜。佛送出化身,进入修行者体内,同时修行者自身转为佛。自身放出佛光,照耀外界四周的众生,清净他们的身心,使其离苦得乐。接引他们成佛。这样的修法属佛教密宗特有。修习者不能把这种修法只当成一种观想或者一种虚构。而视为是皈依后真正成佛渡化众生的亲自体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皈依。佛陀在灭度前曾对其弟子说,在他入灭之后,他进入任何一位他们相信和佛陀等同的上师身中,将自已的上师规为佛陀,这种修法的目的在于使我们了解我们所修的教法是最有价值的,我们不再想象在别处还有更好的教法。藏传佛教的四皈依(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把皈依上师放在第一位,是因他代表佛陀。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某个外物的评判,由于对某外物的性质不了解,再加之评判者自身没有正确的见地。往往采取一种盲目怀疑或盲目否定的态度。对宗教的认识也是如此。除了邪教之外,目前世界上现有的宗教从教义上看都对人类心灵和社会安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佛教也不例外。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指出:儒家所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与佛提供的是超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立刻的效益。“盲目怀疑”和“盲目否定”是一种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的惰性心理。它代表着消极和愚昧。是典型的自我封闭心理特征。持这种心态的人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明白真理和谬误之所在。这使其无法靠进真理。并限制和阻碍了对智慧的开发。它是人类早期进化过程中在‘心’深层种下的自我保护的种子。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人类的妄想症。它是一种人类企盼主观愿望和自身利益能够获得满足的潜意识。而且这种怀疑的盲目性是连续不断的进行着,刚怀疑完这个,又开始怀疑新的事物。因而它又是带有强迫症的心理特征。盲目怀疑的另一面是狂妄自大。它属人类之恶习。虽然它有时会摆出一付十分有智慧的样子,但实际上只是在装模作样,它并不代表智慧,它会拒绝接受任何它所不解的事物。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它是典型的无知和痴愚。佛教称之为‘无知狂徒’。这样的人不论他做什么事,都将一世无成。

当人们把佛和菩萨视为救星而供奉时,就出现了盲目信奉的心理特征。有一次,我在某山看到某庙山门外等候上香的人排成了长队。我问上香者:“为何这么多人?”答曰:“灵得很!”。如果真如上香者所说的那么灵验,那这个庙一定出了问题。在庙堂上坐着的虽然还是那些塑像,但实际控制这个庙的是某种“精灵”。而且以人的亡灵居多。这些亡灵在人活着的时候有很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死后恶习不改、不甘寂寞,在地狱受完苦出来后变做“精灵”,随便找个载体附着上去,兴妖作怪,戏弄人类。这也不能怪它们。令它们十分沮丧的是因为失去肉身而无法像活着的时候那样获得肉身的满足。通过附体的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也实属无奈之举。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的玉皇大帝(老天爷)都没跳出三界之外,到时候还得退位,把权力让给别人,去受轮迴之苦。何况这些“精灵”,它们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别人,它们的本事也只是戏弄那些着迷的人而已。我们千万不能上当。“亡灵”附着人身的现象时有发生,形式各异,不胜枚举。“亡灵”附着人身必先阻断人的脉道,使人失去自控能力。然后进一步控制人的意识和身体。佛教认为,人命终时,其“神识”(天主教称灵魂)便从死者肉体游离出来。成为没有外在形式的独立存在。这些出离意识的思维敏捷度是生前的九倍。又因为为失去肉身的束缚而显现出多种神通(人人都具有的功能,人活着时,它们处于封闭和休眠状)。这些“亡灵”所处的环境与其生前所相信的阴间差不多。四周光线昏暗,如同黄昏。跟人在梦中所经历的情形一样。这些都是与人在世时所思、所言,所行,所经历的事情相仿的幻影。关于人去世之后在阴界所经历的种种景象的性质,《西藏度亡经》(原名《中阴得度》莲花生大士著,中文译者参考古代《埃及度亡经》书名而译为《西藏度亡经》)。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阐释:《中阴得度》 似乎采取可以求证的人类生理和心理经验为其基础,它将死后的境界问题视为一种纯粹心身问题。因此,大体说来,它是富于科学精神的。它一再申明,能知的神识在中阴层面所见的一切,完全处于他自己的心灵内容。大凡神祗、鬼魅、天堂、地狱,悉皆出于虚幻的业识形态。莫不出于存在欲望、生存与信仰意愿的一种无常产物。此等中阴景象日日在变。随着能知的意识爆发而改变。直到它们所具有的业力驱使力完全竭尽为止。换句话说,此等出于习惯势力的意识形态,只是前所述录于电影软片上的心灵记录,影片一旦放映完毕,死后的境象也就结束了。而从子宫中生出的这个梦幻者,也就重新开始体会人间的景象了。但《中阴得度》却在它的宣示中十分断然表示,使得它的读者得着一个截然印象:任何一种景象,凡有心灵造物,神祗、魔鬼、天堂、地狱或炼狱在中阴境界或任何近似梦境或出神状态之下扮演的一角的地方,都毫无例外地以轮回现象为其基础。属于纯粹的幻觉产物。《西藏度亡经》还指出:“理性的说,每一个人死后经历都象《中阴得度》所暗示的,莫不皆以他自己的意识内容为其呈现的依据。……死后的境界颇似梦境。完全出于死者的心识。正如《中阴得度》所反复阐明的一样,所有这些圣尊或心灵产物,都没有任何多于人类真正自身,你只要知道这些魅影只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就够了。它们只是在中阴境界被业力想作魅影的意识内容罢了。”人们对死亡的惧怕来自一种错误的观念,既认为他在人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而唯恐失去这个无常不实的身体。如果我们能够依照《中阴得度》的教法去修行,认取我们自有的、内在的永恒法性,那么,我们对死亡所持的态度将是一种愉悦,一种幸福。就不会对死亡感到忧伤和恐惧。“《中阴得度》虽以死亡之学为其门面,但它所揭示的内容却是生命的奥秘。” (摘自《西藏度亡经》莲花生大士著)注 “凡夫心”就象电脑里的硅片,储存着人生前的所有活动信息。在人命终后,这些纪录随着意识一起带走。人活着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人,死后仍然是一个怎样的“亡灵”。除了失去肉身,其他没有什么改变。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在正常的进化过程中随着“六道”的轮子生生死死转动不息。但在它们当中有一部分却十分满足阴界那种飘忽不定的生存状态以及那里的生存环境。认为目前的生存状态是最佳选择而津津乐道。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求于鬼神而对其畏惧信崇的心理。这就给“亡灵”们以可乘之机。尤其是它一旦与人间的“灵媒”们交往,便激发出不由自主的机械生命作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巫婆,神汉还有一些“气功师”,他们中间的一些就有和“亡灵”勾通的人。他们之所以充当“灵媒”,一是两者 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二是“灵媒”们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灵媒”们之所以有些神通,完全是“亡灵”的作用。一旦“亡灵”从他们身上离去,他们就什么神通也没有了。这时他们会感到十分痛苦,无精打采,像犯了烟瘾一样。故而不少“灵媒”都在“灵修”而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招魂术”。以此招来新的“亡灵”,以补离去“亡灵”的空缺。“亡灵”之所以被招,只能怪它们仍然留恋生前的一切和习惯于阴间的流亡日子。但它们最终还得去投胎,步入正常的进化过程。在现实中,人与鬼的恩怨远比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少得多,只要我们在“修心”上用功夫,培养无染的光明心,我们身上就不会有鬼的踪迹。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之说不但是佛教的观点,在中国民间也广为流行。“善业”和“恶业”皆因两种不同的动机和行为而生。无论“善业”还是“恶业”其实都是虚幻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两者之间会在新的因缘条件下消失和相互转换。均属于无常。在现实中,有些善行貌似行善,但由于行善的出发点,也就是起因不正,动机不纯,也同样会造“恶业”。如果我们能超越善恶两种业报,那将是佛陀倡导的究竟之道,就是解脱。即便是给所有的穷人都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难题,那也仅仅是一个善举。因为你还认为你是在做善事的善人。在潜意意识中还隐藏着“自我”的因素。我们只有对“业报”虚幻的本质具有真正的认知,才可能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去净化它们。

过去时因造“业”而种下的因果,需要一个一个地去化解。在“修心”的过程中,“业”会一幕幕地接连不断地显现出来,想要消“业”,就得付出代价。像还债一样,一次还不清,就得分期分批地还。过去的“业” 还会在某个时候加速显现。此时,逆境会接蹱而来。这是“修心”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是“修心”带来的积极效应。对此,大可不必紧张,更不能怨天忧人。要认真地观照自己的内心,用平和的心态去应对,佛之所以强调因果,因为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事实。只是我们不愿承认或对它不了解而已。它涉及到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谁也逃脱不掉。

人生短暂,稍逊即逝。如果能将佛陀的教法告诉所有想要知道的人,惠及他们,那将是最快乐的事。愿所有的人都走出心灵的误区。

 

1魔罗(梵Mara、藏bdad)传说中,魔罗是住于兜率天的威武天神。他的住所远离主要天神居住之处。虽然他是色界天神,但由于执著所欲之物,因此,他是住在欲界的六欲天之一。他也是幻相之王。曾试啚阻止佛陀在菩提伽耶(Bo dhi Ga ya)获得证悟。

 

2四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

四法印:

1、一切有法皆无常(指万物变化无常,即生即灭)。

2、一切有漏皆苦(人的痛苦来自欲望。漏即不良所思,所言、所行。)

3、诸法无我(五蕴构成人身。人身是组装体,没有自性。万物亦如此)。

4、湦槃寂静(脱离烦恼就是解脱六道轮迴,佛法认为轮迴中的生命无寂静、安宁、快乐可言)。

四圣谛:

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八正道:

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十二因缘:

第一因缘·无明。指无知、痴愚、心地晦暗。这样的人贪心太重,稍不满足便起贪心、歹心。不畏因果,胆大妄为;

第二因缘·行·指行为和造作。造业如山。

第三因缘·识,随缘投胎。

第四因缘·名色。因受、想、行、识的本能,父母之精血,使胎相初成。

第五因缘·六入·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渐渐形成。

第六因缘·触,即指出生后与外部环境的接触。只能是啼哭、欢笑,不知苦乐。

第七因缘·受·儿童至青年心识发育,对外界的感受范围扩大,遇顺境欣愉、遇逆境苦恼。

第八因缘·,由发展而来,生贪爱之心。开始执著外物。

第九因缘·取。因欲望和执著的增强,至使贪得无厌,纵欲无度。

第十因缘·有·产生业力。不论善恶,都待今生和来生果报。

第十一因缘·生·即未来将生。缘熟投胎,完成新生,接受果报。

第十二因缘·老死,在轮迴的轮转中生生死死无有了期。

 

3悉达多·释迦牟尼姓乔达摩。悉达多是大智慧之意(梵语)释迦牟尼是尊称。意即释迦族的聖人。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的佛号,为燃灯佛命名援记。燃灯佛为三世诸佛之过去佛。当时,悉达多在燃灯佛所修行。称忍辱仙人。

 

注:4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1961年生于不丹。为堪布阿贝仁波切的弟子。秉承藏传佛教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是当今公认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兼上师与导演于一身。曾任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电影《小活佛》(Li tt le Buddha)顾问。并编写和执导过两部佛教主题的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旅行者与魔法师>,深受现代东西方佛教弟子尊崇和喜爱。他将电影视为现代的“唐卡”,万般都寓佛法于其中,以电影的虚拟情境巧妙地比喻我们身处的幻相世界,而证悟的过程就是脱去虚念所带来的层层蔽障,了解因缘的善变与无常、进而放下我执,迈向觉悟之路。

(摘自《正见·佛陀的证悟》Almost Buddhist。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著)

注⑤莲花生大士.或称“珍贵的上师根本仁波切。是西藏佛教的创始人。著有《西藏度亡经》 (原名《中阴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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